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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我们很熟悉两栖动物数量锐减的幕后元凶——栖息地消失、气候变化、环境污染、被作为食物过度掠取和愈演愈烈的野生动物贸易。但现在还加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两栖动物传染病，即壶菌病（chytridiomycosis）。最近，科学家对该病的影响进行了评估，结果表明，这种可怕的真菌感染疾病导致了500多种两栖动物的数量减少，更有90种两栖动物因此灭绝。

不过几个月后，我会再次访问中国。届时我们就可以再见了。记得从最初开始，我们就一致认为将外国企业与中方汇聚到一起，便可讨论双方之间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。自始至终，我们的初心便是通过对话渠道解决中外之间所面临的这些问题。而事实证明许多的问题最终都能得以解决。

第二，启动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，通过理论创新、模型突破，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形成核心竞争力。第三，启动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。在自动驾驶、智能语音、智能医疗、城市大脑、智能视觉等领域建设开放创新平台。下一步将根据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，继续建设新的开放创新平台。

他说：“根据这种规则，你必须慎重考虑你的行为，三思而后行。这样才能胜人一筹。”对我和沃伦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。但在美国的商务课程中，这种观点却很少有人提及，因为它是超越传统的智慧。对我来说，赢家必须有选择性地下注，这个道理显而易见。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道理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对许多人来说却如此难以参透。

因特恩布尔有个中国儿媳，曾被认为将成为对华的“友好派”。起初，特恩布尔确实对中澳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例如，在达尔文港租赁给中国公司的问题上，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，尊重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与中国加强经贸关系的愿望。同时，特恩布尔还大力支持澳大利亚的北部开发，希望将其建成对接西太平洋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桥头堡。此外，特恩布尔政府还多次向日渐紧张的中美两国传递信号，希望在两大强国间充当调节者，这种左右逢源的政策既符合澳大利亚现实战略境况，也避免了在中美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抉择困境。

因此，就有人开始质疑现行的联系汇率制度，对此2017年初，陈德霖曾表示，港元与人民币挂钩的条件仍未成熟，机会暂时不大，在过去逾30年在多次金融危机中，经验证实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稳健可靠，因此香港毋须也无意改变联系汇率制度。对此，笔者认为，所有制度的都有利弊，关键是取舍。汇率制度是一个经济体的根本制度不能随意改变，这是前提，但是随着时势演变，制度也需要内部转换，这方面相信相关部门已经做好了准备。